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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zt]萧红的地：封锁和游离——关于《呼兰河传》及其女性空间 [打印本页]

作者: 雪飞 时间: 2004-9-12 22:11:58 标题: [zt]萧红的地：封锁和游离——关于《呼兰河传》及其女性空间

作者：宋晓萍

从某种意义上说，"呼兰河"就是萧红途经的所有地方，也是萧红生活过的全部岁月。"呼兰河"，就是萧红灵魂的肉身：她的起源，她的归宿。
   对萧红来说，"呼兰河"显然是一种意味深长的空间形式：它同时是一条绵延的具有贯穿性的线（河）和一个固定的点（城）；事实上，它象征性的暗示了萧红生命的两重性：对流浪/安居同样强烈的渴望。
这样，萧红的"呼兰河"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得以凸现。一方面，"呼兰河"在某种空间（东北小城，距哈尔滨三十公里）和时间（萧红十六岁以前的岁月）上静止着，作为一种有效的参照物和目击者，确证着萧红的"在"与"不在"；另一方面，它又流动不息，穿越众多人事纷纭和离合聚散，与萧红一起经历一次又一次出走，体验生命的创痛和无奈，始终在她心里--它是萧红随身携带的"家"，动荡中的"定"：

大门外的流浪者，在没有回忆的
空虚的景色中，我们每人
带着一瓮家乡的土
很久以来收拢来的能摸的着的〖1〗

   值得注意的是，"呼兰河"在萧红那里极具私人性和独特性，它更多地属于萧红的个人体验：她的想象、记忆、梦幻和文字--属于萧红的心灵空间和私人地图。很明显，通过一个小小的变异，萧红独自创造和拥有了这个名字；而"地图上仅列’呼兰’而无’河’字。"〖2〗
   在香港，"呼兰河"以话语的形式公开而完整的浮现；这使萧红在世的最后一个空间（香港）和最初的空间（呼兰河）有某种程度的混淆。换句话说，文字、记忆和幻想侵吞了萧红的现实生活，香港作为一个现实空间，开始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痕和缝隙。这种空间的相互重叠和彼此渗透缘于一种相似的寂寞（从字型看，寂寞与空间有关）。
   萧红有一个寂寞的童年，"呼兰河小城的生活是寂寞的。萧红的童年生活就是在这种样的寂寞环境中过去的。"〖3〗寂寞从此像烙印一样深深留在她心灵上，即使许多年过去了，即使她从最北端走到了最南方，她仍然是寂寞的：在香港，"生活是寂寞的，心境是寂寞的，在医院里她自然更其寂寞了"〖4〗，这种寂寞对她是"可怕的"，也是"最大的威胁"。皖南事变以后的香港文坛，其实是热闹的，空前活跃，而"萧红会感到寂寞是难以索解的"，她会"悄然’蛰居’多少有点不可解"〖5〗。这是个"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一个"悲壮的、斗争的大时代"，一个小女人的寂寞心境，被遗忘，被忽略，被批评，甚至被误解。〖6〗
   看来，萧红唯一可以把握的，可以和她呼应的，只有自己的童年记忆了，以寂寞的心境，回忆她那寂寞的幼年--这可以解释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几乎竭尽全力地抓住一个又一个童年细节，像要抓住些什么，把自己从虚无中解救出来--只有细节，才是切身的、确凿的、真实可靠的，尽管并不一定是快乐的。
相同的寂寞，使萧红的过去和此刻，远方和此地相互渗透，这种渗透中包容了吸引/排斥，拥抱/抵制，清晰/模糊，凸现/隐匿等诸种可能性。在《呼兰河传》里，萧红充分显示了一个出走的灵魂，对肉身的暧昧情绪：她所渴望的，也是她深深恐惧的；她想靠近的，也是她曾坚决拒斥的；她已放弃的，其实一直深深纠缠；她勇往直前，却只为叶落归根。
   她离开时，没想到要回来。
   她回来时，却是永远离开。
   确实，"呼兰河"成了萧红永远无法统一、永远矛盾着的女性空间的象征。她或者留在这个固定空间里，享受稳定、可靠、安全、温暖，同时忍受沉闷、单调、压抑、封闭甚至窒息；或者像水一样四处漂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随心所欲的流浪，同时也要面对孤独、受伤、各种陷阱、无法识别的危险以及风风雨雨。这种尖锐冲突着的空间意识，美国女诗人普拉斯也感觉到了："要么觉得世界在抛弃她、拒斥她；要么觉得世界向她紧逼，强迫她进入一个预定角色"，对这种截然对立、完全不能调和的空间，普拉斯是"以不共戴天的仇恨作出反应"，结果是精神分裂，彻底崩溃，以自杀告终。萧红的反应没有这么激烈，她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犹豫、反复、后悔、摇摆不定，她的生命力也这样被慢慢侵蚀，损耗殆尽。既"极端渴望能自持自立"，又"极端需要依靠他人，特别是男人"的萧红，终其一生都没有解决这种空间矛盾。

   一.女性空间的命定：被困或流放。
   相对于"父亲的时间"，空间（柏拉图所谓"子宫空间"）对女人或许更具切身意义。威廉·布莱克说："时间是一个男人，空间是一个女人"；换种说法，"女性总是被当作空间来对待--反过来男性却总是被当作时间来考虑。"〖7〗
   一个女人的正常空间应该是：家庭（由厨房、客厅、卧室和丈夫、孩子以及数不清的家务共同组成，惟独缺少"一间自己的屋子"）。在德国谚语中，女人是厨房、孩子、教堂的同义词；中国也有句老话，女人"宜室宜家"，这"家"和"室"就是女性最合理的空间。"男英雄们所干的事，对女人来说是禁止的（离家出走，在路上去碰运气，参军等等）"，〖8〗在中国古代极其罕见的个别例外中，这些离家远行的女人一定是女扮男装的，比如花木兰，孟丽君。因此，当一个男性评论家发现一本有关漂泊的书里没有女人时，他一点也不奇怪，"并不是因为她们不存在，而是据信她们从来不跟随一种启示漂泊，而情愿固守在自己占据的安乐窝里。"〖9〗而这种安乐窝，也就是杜拉斯所说的"家庭寄居的房屋"：

   为了让孩子和男人居住其中，专为他们而设把他们维系在一起的地
方，是收容他们东奔西走的所在，消解他们外出冒险的气质，分散他们
成年以后出走外逃的心性。〖10〗

   而首先被禁锢起来的，是女人自己：她们的梦，幻想，对自由的向往，冒险的念头，被"以房屋为表征所包围"。
   而这个封闭、狭小、有限的家庭空间，对女人也许是致命的；她们的苦恼、不满、抑郁以及逆反心理，对抗情绪，甚至疯狂、暴烈等，常常直接源于她们对空间无以伦比的敏感。  但是爱玛最为忍受不了的是用饭的时候，壁炉冒着烟，门吱嘎响着，
   墙上渗水，石板地也潮湿，这样一间小餐厅，她觉得人生的苦恼统统盛
在自己的盘子里。〖11〗

   从某种意义上说，爱玛的受诱惑、背叛、偷情，完全有理由被认为是由这个潮湿阴郁的空间所触发和挑起的；与其说爱玛本性淫荡，追求浪漫，不如说逃离这个压抑空间的渴望起了决定作用。
曼斯菲尔德在结婚当天就不辞而别，据她后来告诉好友埃达，是因为不能忍受有粉红色绸缎床罩和带粉红色流苏的灯罩的旅馆房间，这当然有点极端；而更为根本的原因似乎是，结婚使她觉得"被关进了鸟笼"。不管怎么样，曼斯菲尔德也是一个对空间极为敏感的人。
   而寂寞，常常化为一种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空间压力，使萧红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惧和痛苦中，无力挣脱：

在房间里，阳光不落在墙壁上，那是灰色的四面墙，好象匣子，好
象笼子，墙壁在逼着我，使我的思想没有用，使我的力量不能与人接触，
不能用于世。〖12〗

   这种被"囚禁"的感觉，成为萧红一生的心病；而粗枝大叶的萧军，似乎从来没有注意过。
   一个不甘心被家庭这个笼子关起来的女人，只能出走；而一个出走的女人，注定不能回头。这个世界只对男人宽容，"浪子回头金不换"，任何时候，只要回来，仍是好男人，一切还可以重新开始。对女人则苛刻得多，一个为私情离家的女人是没有退路的：只要她走出家门一步，门就在她身后永远关闭了。"我们出去航海，去发现的时候，也能把我们的孩子随身带走吗？--我们的情人会忠贞不二的等待我们返航归来吗？"〖13〗爱玛服毒自杀了，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尽，在中国古代，一个改嫁的母亲甚至不见容于子女，被称为"魔鬼"。那些从"居家度日"的生活中出走的女人，常常被视为妖女、疯子、荡妇或者女巫。萧红应该是早就明白这一点了。即使在被抛弃，告贷无门，衣食不继，饥寒交迫，又有身孕的凄惨状况下，萧红也没有随弟弟回家，她不能（一个未婚先孕的私奔女子不会被社会接纳）也不愿（回去意味着更严密的禁闭，失去自由）回去。许多年后，当她在香港回忆她的呼兰河老家时，她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以文字和记忆靠近家乡，只是一种补偿和安慰。

      二  永远在离开--萧红的现实处境。

   逃离呼兰河仅仅是一个开端。但这个行为最终成为萧红一生命运的一个隐喻。
   一旦逃离开始，萧红就再也没有办法停止了。她仿佛穿上了传说中的那双红舞鞋，永远不能停止舞蹈，除非生命终结。呼兰河以外的任何地方，都不是萧红的家，这样，她一再丧失停驻的理由。在四处漫游的过程中，萧红渴望一种扎根的条件；这样的条件似乎也出现过：比如爱情，比如怀孕，甚至仅仅是乱世中相濡以沫、相依为命的要求--所有这些一旦出现，立即改变，不是变得似是而非，转瞬即逝；就是变得摇摇晃晃，不可信托。萧红只好一再离开。说到底，萧红的不断离开，其实是为了真正的留下来；而她的每一次短暂的留下，却只是一再确证她不得不走的命运--这是萧红无法解开的"怪圈"，"和萧军的离开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和J（端木蕻良）又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同样的痛苦周而复始。她无力或者说不愿从与男人们那种不愉快的关系中分手自立，不是因为她"有种被虐待狂似的"，只是因为她始终无法确定哪种空间形式更适合自己：是封锁空间的安全，还是流浪空间的自由？也许，萧红和朱斯蒂娜一样：

只有在逃跑的行为过程中才总是自由的，因为她永远处在奔逃的路上，这条道路尽管充满艰险，却总比那些庇护所更安全。她每每怀着解脱的心情所找到的这些庇护所，为她提供的只有痛苦。〖14〗

   有两次，萧红被动的留下了。一次在自己的家里，她被软禁起来等待与一个陌生男人成亲；一次在旅馆，她被自私的男人作为抵债的东西留下。这两次身不由己的被迫"留下"，成了萧红至为惨痛的经历。
从1927-1942年，一生最美好的时间（十七八岁到三十出头）里，萧红有过十五次以上的"离开"；如果平均计算一下，她在每个地方住的时间不超过一年。这些地方包括哈尔滨，北京，青岛，上海，日本东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等，事实上，她从没在一处真正住过两年以上；这还没算上城市内部的搬迁，如1934-1936年，不到两年时间，萧红在上海至少换了七八个住处。很明显，萧红在空间上长期处于一种颠沛流离的状态中。
   频繁的迁移，居无定所，破坏了萧红内心深处的某种平衡；她身体的虚弱，种种病痛的缠身，未老先衰，应该是外在空间（现实生活环境）的隐痛在内在小空间（身体）上留下的"后遗症"。她"面色苍白，一望而知是贫血的样子"，才二十几岁就有"花白头发"了，时常头痛，据说还有一种"宿疾"--"每个月经常有一次肚子痛，痛起来好几天不能起床，好象生大病一样。"〖15〗
   朋友们注意到，萧红和萧军总是"一前一后的走着，萧军在前大踏步的走，萧红在后边跟着，很少见到她们并排走。"〖16〗这种空间距离，也许已经注定了两个人的关系：萧军为主，萧红为附；萧军决定，萧红跟从。萧军也爱萧红，但这爱里有降格相从、居高临下的味道；葛浩文先生指出，在"二萧"的关系中，萧红是个"被保护的孩子、管家、以及什么都做的杂工"，她做了多年萧军的"佣人、姘妇、密友以及出气包"〖17〗，这虽是愤激之言，却也是事实。所以，当萧红自己决定与萧军分手时，萧军多少有点自尊心受伤，但仍然自以为是，"让她自己走，她回为了过度牵挂我，永远也得不到安宁。"
   那一前一后的空间关系，实际上也暗示了他们最终的劳燕分飞。两人在上海期间曾一度关系紧张，决定分开一段时间。1936年，萧红去了日本。但那段"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的异国生活，萧红却有些不惯，无法忍受萧军不在身边。不到一年（一九三七年一月）萧红就回来了，她"神采飞扬，兴致甚高"，梦想再和萧军过平静安稳的日子。她又一次失望了。萧军这阶段政治活动非常活跃，行踪不定，对萧红却日渐疏远，"根本没时间与萧红在一块，即使在家中的有限时间也有了问题"（据说萧军常打萧红）。〖18〗  萧红再次离家出走，四月二十三日在坐火车去北京的途中，萧红看到的，是这样一个空间："窗外平地上尽是些坟墓，远处并且飞着乌鸦和别的大鸟"〖19〗，也许从这一刻起，萧红开始对萧军灰心了。
   然而，另一种"离开"更彻底的击碎了萧红的梦，她被迫一次次离开一种稳定的生活状态，离开一种固定性：而那常常是美好、温暖和可靠的。
   童年，那"祖父的房里"（"窗外的白雪，好象白棉一样的飘着，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则像伴奏的乐器似的振动着"〖20〗)和那有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的后花园里的快乐，一去不返。初恋，同居生活，那个二龙坑的"有一棵大枣树"的四合院，也早成了一场令人心悸的噩梦。曾经有过的恩爱，患难中的爱情，却成了彼此的伤害，选择乡宁、奔吉游击队生活的萧军，和随丁玲去西安的萧红，空间分歧使他们重修旧好、破镜重圆的梦完全碎了；两个月后的再次重逢也不过是交叉而过，各奔东西：回武汉的萧红和端木蕻良结婚，入川的萧军将结识王德芬。
   萧红的每次怀孕使她陷入极其尴尬的处境：她跟萧军在一起时，肚子里怀着那个负心男人的孩子；她和端木结婚时，却怀着萧军的孩子，这种割裂状态折磨着她。一个孩子生下来被送走了，不知所终；一个孩子小产死了；这种身体内部的血肉分离和留下的无法填补的空洞，对萧红也许是最致命的"离开"。而在最危险的逃难过程中，一直到临产，"丈夫"端木也没有在她身边陪着。
   因为与端木的结合，一些朋友颇多异议，惋惜，谴责和冷淡，他们质问萧红"你不能一个人独立的生活吗？"萧红的"孤立"与日俱增，她愤愤不平的表示："我是不管朋友们有什么意见的，我不能为朋友的理想方式去生活------我自己有自己的方式！"这样，友情也离她而去了。
   这种游离不定的空间和生活状态，这种"永远在别处"的现实处境，直接导致了萧红对大时代、大历史、民族战争、政治等重大问题的某种疏离。即使她的作品中曾有抗战内容，也显得牵强、陌生、不真实，笔调松散，不能使人信服。被赞美为"政治觉醒"和"触发抗日精神"的《生死场》，只是再次证明了"萧红对时局的了解是多么有限，对当时的情况是多么模糊"〖21〗。在很大程度上，《生死场》被政治化的误读了。与此相反，萧红更为关注的显然是私人空间，特别是身体，以及与身体经验有关的日常生活细节，比如生老病死，比如病痛。无论如何，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是萧红唯一还能拥有的较为可靠的空间，尽管流产和病痛在某种程度上损坏了这个空间的完整性。
   现在，我们不难理解，在那个热闹非凡的香港文化界，萧红会感到"寂寞"；在《呼兰河传》里，"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却美得让人炫惑。萧红只是一个女人，一个在大时代里独自寂寞的女人。她的疏离状态，她的个体性和私语性，她对身体的极端关注和敏感--构成了她的私人空间：在这里，那段历史被极其个人化的体验着，感受着和记录着，以个人史甚至身体史的方式书写着；萧红的声音，是在宏大的时代叙事边缘的一个细小却独特的声音。对一段历史来说，这同样重要，而且更真实，也更丰富。

   三  异乡沙砾--萧红的空间和命运。

从异乡又奔向异乡，
这愿望该多么渺茫！
而况送走我的是海上的波浪，
迎接我的是异乡的风霜！  〖22〗

   这是萧红的空间，也是萧红的命运：从异乡又奔向异乡，像一颗沙砾。沙砾随风移动，却永不可能与任何其他东西融合，甚至连粘附也不能；靠得再近，贴得再紧，两颗沙砾仍是两颗沙砾，无法变成一颗。沙砾和沙砾，彼此疏离；就像萧红生命中有过的人、事和地。
   萧红早期写过一篇不太引人注目的短篇小说《广告副手》，这个布景换来换去的像电影一样的故事，让人体会到爱情之易碎性。一种没有固定点，没有根的生命，必然是脆弱的。虽然形式上和被囚禁相反，漂泊带来的痛苦却一样深。

最令我恐惧的是一种漂泊感，我觉得自己在一股自称是我的命运的激流中漂流，
似乎失去了过去的我，失去了少年时代的我。〖23〗

   同样的恐惧曼斯菲尔德也有过：

几乎一写完，我就要在另一个房间读它，这就是生活。又打点好了行李，我启
程去伦敦。我还会成为一个幸福的女人吗？〖24〗

   这种游荡不定的生活使曼斯菲尔德怀疑幸福的可能性。
   这种游移和漂泊甚至使萧红丧失了对"故乡"这个概念的信任。当男性朋友们充满热情的期待着打回老家去，吃高粱米粥和咸盐豆时，萧红似乎显得缺乏热情，漫不经心：

高粱米那东西，平常我就不愿意吃，很硬，有点发涩，可是经他们这一说，也觉得非吃不可了。但什么时候吃呢？那我就不知道了。而况我到底是不怎样热烈的，所以关了这一方面，我终究是不怎样亲切。〖25〗

   这种无可无不可的淡漠，和萧军等人强烈的"故乡"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萧红不爱东北不想家吗？不，她只是本能的排斥那个抽象的、公共的、被赋予了很多政治意义甚至多少有点男性化了的"东北"，由男性命名的东三省；她以自己的方式热爱着、感受着那个遥远却清晰具体的家园：

我们那门前的高草，我们那后花园里开着的茄子的紫色的小花，黄瓜爬上了架。
而那清早，朝阳带着露珠一起来了。〖26〗

   这个美丽的、细节化和感觉化了的空间，才是萧红真正的故乡。然而，在那次关于家乡的谈话中，萧红的回忆和想象经常被萧军打断；萧军的话语更具有压倒性和决定力量。关于家乡，他有地图，有很多回家的设计和安排，而且不由分说就替萧红决定了他的家就是她的"家"。不过，在萧红那里，事情远非如此简单。"你们家对于外来的所谓’媳妇’也一样吗？""而我呢？所去的仍是生疏的地方，我停留着的仍然是别人的家乡。"作为一个女性，萧红以她对空间的敏感，意识到"家乡这个观念，在我本不甚切。"并且尖锐的指出，"那块土地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显然，萧红并不认为萧军的那个男性故乡可以涵盖自己个人的故乡。
   女性出生的那个空间，因为她将出嫁，从一开始就不是她的家；女性结婚后生活的那个空间，其实是陌生的、别人（丈夫）的家，她是一个无根的后来者。这种因结婚迁移而出现的空间断裂，使女性在本质上无"家"。对女人来说，只有丈夫的家，儿子的家，父亲的家，兄弟的家，从来没有"我"的家。这样，"妇女始终是离开了’自身’地点的地点，是一个被剥夺了自身地点的地点。"男人们感叹："上帝，你赋予我们无数的森林，无边的大地和广阔的地平线。我们生活于其中，理应做强者、成巨人！"〖27〗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男人处处是家。相反，"从地球深处到辽阔的天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抢夺着女性的空间，作为交换，他为她买下一幢房子，把她关在里头，对她加上种种限制"〖28〗，造成了女人的处处无家（甚至连关她的"房子"也不属于她）。
   人类学家罗萨尔多认为，在一切已知的社会中，全部存在着某种形式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分，前者与女性连在一起，后者和男性相连。〖29〗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男性"公共领域"可以压制、涵盖或抹煞女性私人领域，就像萧军的"家"无法取代萧红自己的"家"；但这至少可以说明，男人和女人有着迥异的空间形式和空间感觉，以至在萧军看来，萧红的空间意识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萧军记得有这样一件小事。有一次，他们终于又借到了一张床，可以不必挤在一起睡了；熄了灯，分别躺下后，萧军听到萧红在抽泣，一问，萧红说："我睡不着！不习惯！电灯一闭，觉得我们离得太遥远了！"这种遥远、生疏、无从把握的空旷感，正是萧红深深恐惧和逃避的。她是那么迫切的渴望在触手可及的地方，身边，有另一个人的存在：爱她，关心她，支持她。为了躲避这种孤寂，在爱她的祖父死后，面对冰冷疏远的父亲和继母，她轻率的选择了与一个男人同居，"只要有人对她稍稍有爱的表现，她就会盲目的付出比对方多十倍的爱。"跟萧军在一起后，一旦白天萧军出去了，这个"家"立刻就变得可怕起来："家，没有阳光，没有暖，没有声，没有色，寂寞的家，不生毛草荒凉的广场。"〖30〗等萧军回到家中，再清苦再贫寒，家也是萧红的"天堂"了。对此，萧军并不懂，他也承认，"所谓’同病相怜’，只有’同病’才能够做到真正的’相怜’"，而自己顶多只能在"理性上"以至"礼貌上"关心萧红，而且"很快就会忘掉"〖31〗。这"理性"，这"礼貌"，就是萧红和萧军之间的距离，他们无法抹平的空间差异。
   萧红最怕一个人面对无边的寂寞和冷落，而命运偏偏让她一再独自面对孤独无助。武汉沦陷前夕，萧红与冯乃超夫人一起坐船离开武汉。已经怀孕的萧红在码头上跌了一跤，躺在地上好久没能起来，直到被一个船夫扶起；在宜昌，李夫人突然大咯血，萧红被迫一个人奔来奔去找船，那一刻，她对自己的命运似乎有了一种顿悟：

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从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从日本回来，现在的到
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象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32〗

   其实萧红曾经有过一次机会，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那次，她遇到了丁玲，两人惺惺相惜。丁玲邀请萧红去延安，她的理由很充足：

平静地住一时期之后而致全力于著作，抗战后短时期的劳累奔波似乎使她感到
不知在什么地方能安排生活。她或许比较我适于幽美平静，延安虽不够作为一个写
作的百年长计之处，然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
较远大的。并且这里一种朝气，或者会使她能更健康。〖33〗

   同样身为女人，丁玲深知那种动荡不安的生活对萧红的损害，也深知一个平静安稳的空间对她的重要意义。她帮助萧红设计了一种新的生活：从日常琐碎中抽身，关注较为远大的事业，换句话说，放弃"小我"，融入集体中去。而这种生活的基本空间是：延安。（当初丁玲也是以革命的集体力量冲淡和化解个人的丧夫之痛。）不知什么原因，萧红并没有接受丁玲善意的邀请，而选择了继续南下，最终到了香港。有人认为萧红如果去了延安，也许不会这么年轻就去世；但以萧红的个性和气质，显然不适合延安，这个公共的、庞大的、有组织的理性空间。相反，香港这个空间的日常化、私人化、细节化、松散性和感官化，应该与萧红颇为投契。从这个意义上说，萧红的空间选择是必然的。有意思的是，与萧红一起被认为是现代文学史上最具才情和个人风格的另一个女作家张爱玲，几乎同一时期也在享受香港的独特世俗生活，尽管两人素未谋面。
   萧红以香港，同时以《呼兰河传》作为生命的终结，也是一种必然，"〈呼兰河传〉不仅反映了她的童年时代的苦闷情绪，而且反映了她在香港时期的悲伤心境。"她对《呼兰河传》的整个写作过程，就是向终点（死亡）和起点（童年）靠近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她一方面为生命终结作预备，一方面又保持着她的过去，重复她的过去──这使她的作品具有了一种奇特的结构：向着死亡，也就向着出生。这种空间结构有效地打破了时间的线性结构，"对临死的经验伴随着童年记忆中花园的钟声"。

对于一个已然失去一切的人，不论他失去的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度，在某个特
定的瞬间，语言总会变成一个家园……这个国度抹去了各种空间地理分界和时间分
野……〖34〗

   萧红毕竟以另一种方式回"家"了，回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个"呼兰河"老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字为她铺平了路，文字也为她构建了家园。《呼兰河传》以及其他有关家乡的文字，构成了萧红创作中最杰出最成功的一部分，但这些自传体性质的作品，"远非传统文学可比"，特别是与一般男性自传体文在叙述和整体风格上截然不同：萧红关注的绝非生活中的大事，而是生活小节、对事物的感受和反应、家庭内外的气氛、过日子的方式等等，更多地牵涉个人私事。和一般自传涉及时间、涉及前后关联和构成生活的连续流程的做法不同，萧红更多地谈论空间和片断；这种片断的细节的散漫回忆，造成了一种距离感：与遥远时光的距离，与环境的疏离──这正是萧红所感觉到并想表达出来的空间感。

   四．  虚拟、疏离和了结──《呼兰河传》的语法。

   从某个角度看，《呼兰河传》是一个句号，一个总结；从另一个角度看，它是一串省略号，有许多话没有说完；或者，它更应该是破折号，一切嘎然而止。不管怎么样，《呼兰河传》都是萧红想要回去的梦；而事实是，这种返回永远无法真正抵达。"这是你的家……可是在你的记忆之外它存在吗？"
   萧红的回归渴望，在《呼兰河传》里化为一种奇特的虚拟语气，"仿儿童语气"：句式单纯明晰，显得稚拙，有时又有点罗嗦，像个喜欢说话以引起别人注意，又常常表达不清的孩子，充满了儿童式的奇特想象和信马由缰的思路。写严寒，写街，店铺，学堂，尤其是那个泥坑，这样由此及彼，没有中心，漫无边际而不厌其烦的絮絮讲述，似乎只有孩子（而且是寂寞的孩子）才会这样。

我出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岁了，当我长到四五岁时，祖父就快七十了。我
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35〗

   口齿伶俐又有点饶舌的受宠爱娇的小姑娘，活生生地在耳边嘀咕；每个句子短而完整，即使主语几乎都是"祖父"，却从未省略，这大约可见出祖父在童年萧红心中的地位；简单的句子逻辑一如童年单纯的生活。
   其实，萧红很早就显示出她模仿"稚气的话语，天真烂漫的行为"的才华；但模仿毕竟只是模仿，我们仍能从《呼兰河传》里看到属于成人萧红的锐利目光和冷峻语气，她在写大泥坑时对当地人冷漠、守成、庸俗和自欺欺人的讽刺，绝非儿童所有。这种成人思想和孩子语气，成人观点和孩子视角的交织，形成了《呼兰河传》独特的风格：明净但不肤浅，深入而不复杂，始则轻松，继而一点一点沉重起来。
   从另一方面看，这种成人思想对孩子气的破坏，也多少暗示了回归童年的不可能：现实是破碎的，记忆同样是破碎的。用话语返回的，终究只是一个虚构的文字家园。因而在《呼兰河传》的结尾，还有一种相当明显的犹疑、不确定的语气，这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萧红清醒的幻灭感：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
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  葵，……
听说有二伯死了。
老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
东邻西舍也都不知怎样了。
至于那磨房里的磨官，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36〗

   蝴蝶、蚂蚱、蜻蜓；小黄瓜，大倭瓜；露珠、太阳、红霞；有二伯、老厨子、磨官以及邻居们，这些曾经构成了萧红的童年空间；如今，这一切都变得似是而非，不可捉摸，"事事显得特别真切，又都显得特别的模糊"。这种不确定的语气（也许），怀疑的语气（是不是），生疏隔离的语气（听说、不知、不晓得），再次强调和突出了香港和呼兰河之间的空间距离，以及童年和成年之间的时间距离。写作文本的时空，和文本内的时空，只能无限靠近，却永远无法抵达。希望一个不复存在的虚幻的想象和记忆空间（"呼兰河"）给四处漂流的萧红一个确定点，一种稳定深入的根基，无疑是不切实际的。"在感到怀疑并不安地做出反抗的姿态的同时，他们怀念童年时那些明确肯定的事物"，然而事过境迁，时间和空间都发生了变化，那些曾经明晰的东西早已依稀。萧红最终明白，她一直在思念的，只是一片"失去了的国土"，一个"不能回去的家"。
   至此，萧红只好自我了结。《呼兰河传》最后"尾声"部分短短四百字，出现了十几个"了"字，是萧红的无奈，也是她的放弃。"了"是既成事实，谁也无法改变；萧红与命运抗争了一辈子，也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她只能就此了断。再多的不甘，再多的留恋，再多的希望，也只好一了百了。
   与此同时，萧红的香港，也同样朝不保夕，像一艘随时会沉没的船。在这个摇摇欲坠的大空间里，萧红唯一可以把握住的小空间──身体也是每况愈下。写完《呼兰河传》后，萧红一度想去新加坡，"希望由于离开香港而解脱那可怕的寂寞"。但她最终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了最后的痛苦的日子，得到了永久的解脱。
当身体消亡，所有的空间都不再有意义了。对萧红来说，没有了呼兰河，没有了香港，也没有了她一生由北向南的漫长的漂流──她终于可以得到真正的永恒的自由和安宁了。

注释：
〖1〗马尔科姆·考利：《流放者归来》，张承谟译，12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
〖2〗〖6〗〖17〗〖18〗〖21〗葛浩文：《萧红评传》，15页，10页，106-107页，98页，60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
〖3〗〖4〗〖5〗茅盾：《〈呼兰河传〉序》，8页，5页，5-10页，见《呼兰河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
〖7〗〖28〗（法）露丝·伊利格瑞：《性别差异》，朱安译，374页，378页，见《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8〗〖13〗（加）琳达·哈切恩：《加拿大后现代主义》，赵伐、郭昌瑜译，170页，153页，重庆出版社，1994年。
〖9〗（美）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方晓光译，229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
〖10〗（法）玛·杜拉：《房屋》，王道乾译，48页，见《物质生活》，白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
〖11〗（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李健吾译，59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
〖12〗萧红：《破落之街》，33页，见《寂寞花》，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
〖14〗（英）安哥拉·卡特：《萨德式女性》，民乐、韦虹译，276页，见《朱斯蒂娜》，德·萨德侯爵著，哈尔滨出版社，1994年。
〖15〗许广平：《追忆萧红》，123页，见《寂寞花》。
〖16〗〖22〗〖30〗〖32〗丁言昭：《爱路跋涉──萧红传》，（台湾）业强出版社，1991年。
〖19〗萧红1937年4月25日写给萧军的信，90页，见《寂寞花》。
〖20〗萧红：《永久的憧憬和追求》，25页，见《寂寞花》。
〖23〗（美）艾德里安娜·里奇：《当我们彻底觉醒的时候：回顾之作》，金利民译，132页，见《当代女性主义批评》。
〖24〗（新）安东尼·阿尔伯斯：《一次轻率的旅行：曼斯菲尔德的一生》，冯洁音译，105页，知识出版社，1993年。
〖25〗〖26〗萧红：《失眠之夜》，28页，29页，见《寂寞花》。
〖27〗卡罗·吉里根：《男性生命周期中的女性地位》，张元译，107页，见《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李银河主编，三联书店，1997年。
〖29〗南希·弗雷泽、琳达·尼科尔森：《非哲学的社会批判》，李银河译，140页，见《妇女：最漫长的革命》。
〖31〗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33〗丁玲：《风雨中忆萧红》，146页，见《寂寞花》。
〖34〗（法）埃莱娜·西苏：《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孟悦译，218页，见《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35〗〖36〗萧红：《呼兰河传》，217页，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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