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之子周海婴：我不认识这样一个鲁迅——周海婴在2006“上海书展”上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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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之子周海婴：我不认识这样一个鲁迅

鲁迅究竟是谁

——周海婴在2006“上海书展”上的讲演

一、我想触摸活着的鲁迅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写一篇名为《我想触摸活着的鲁迅》的文章，目的就是希望鲁迅能够真实地活在21世纪青年人的心中，让他活得更好，活得更有意义，更能促进中国社会朝向健康文明的方向发展。

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变迁不仅会固化我们的情感，而且也会加深我们对人与事的认识。对于已成往事的20世纪，作为鲁迅的家属，我的感慨不仅深刻，而且复杂：鲁迅在20世纪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他以毕生不懈的努力创造了一个辉煌的“文化鲁迅”，这是我作为鲁迅家属的骄傲。从更广的视野来看，鲁迅作为作家的意义可能还表现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在这个过程中，鲁迅努力实践着传播新文化的信念，同时，他也因为自己不惮前驱的意志而成为了一面具有召唤性的旗帜，对以后那些同样致力于中国进步与发展的有为者而言，鲁迅是令人尊敬的前辈和导师。

然而，从20世纪到21世纪的今天，关于鲁迅，似乎发生了许多变化，有些变化还在持续进行中，这些变化不仅使我感到十分不安，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不安又越来越明显地在我内心转化为对“文化鲁迅”的责任感了。2002年，我们在上海成立了非企业性质的鲁迅文化发展中心，全身心地开始了接近鲁迅的工作，把中心的办公地点就选择在当年鲁迅住过的上海虹口，离他的墓地走路三分钟。在四年的工作中我接触了与鲁迅相关的所有纪念馆，联系了与鲁迅命名的各类学校，对鲁迅故乡和他的所到之处作了大量的实地访问，此外，我还与一些研究鲁迅的学者、专家取得了联系。在与社会大众的交流中我获得了大量信息。当然，我也接触了很多学生。随着工作的展开和延续，原来那些让我不安的东西越来越沉重了。在此之前，作为鲁迅的儿子，我天然地拥有与鲁迅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但是现在这种联系似乎已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切断了，我在宣传鲁迅、纪念鲁迅这样一个垂直的系统里，并没有找到那个本应属于我的独特位置。这是一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在法理上鲁迅应该就是我的亲人，在感情上也是我的亲人，可是现在却感觉这个鲁迅离我很遥远，好像几乎已经不是我们家里的人了，我背负着鲁迅儿子的重负却几乎不能直率的表白，就是当我把所有鲁迅遗物捐出去以后，我从此就开始被当成了花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家属很疑惑，如果这种权利也被剥夺的话，这还是否符合鲁迅的原意？

假如鲁迅作为一个时代的符号有理由有必要走下去的话，则必须给青年人一个有血有肉的鲁迅。生活中的鲁迅其实是个爱开玩笑、非常幽默和蔼的人。从鲁迅的外貌上来说，我想还他的是这样一个原本的形象，说老实话，我迫切地需要表达我们家属对鲁迅的认识。

二、“意识形态化”掩盖了真实的鲁迅形象

在已经存在的对鲁迅的认识和理解中，鲁迅的真实形象显得遥远而模糊。现在我虽然在很多地方可以听到鲁迅，鲁迅也还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呈现着，但是这样的鲁迅并不是非常真实的。

事实上，对鲁迅的宣传和纪念始终都与对鲁迅的认识相互联系着。作为鲁迅的家属，我对这一点尤为敏感。鲁迅与现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关系是很密切的。因此，鲁迅与现代中国革命历史的关系也就显得格外醒目。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时间里，鲁迅受到了来自政治意识形态的特别重视，鲁迅的革命性开始逾越他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的身份而得到了特别的强调。以往很多描述鲁迅的文字也把他刻画成了一个喋喋不休、拿着匕首和投枪的战士形象，形象是双眉紧蹙严峻凝重的，思想是革命化战斗化的，没有个性和生活，其他方面似乎都淡化掉了，只剩这么一个壳，甚至在对这个壳的描述中，也忽略了他作为思想家、文学家的存在，离开了他作为一个最根本的文学家这样一个位置。我总觉得这样的鲁迅很空洞，我不认识这样一个鲁迅。以后，中国的现行教育体制也把这个特别“革命化”了的鲁迅形象以知识普及的形式传播给了一代代中国人。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中学语文课本里的鲁迅形象也还保留着浓厚的“意识形态化”的特征。这个“意识形态化”了的鲁迅体现更多的实际上是一种实用价值，而他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则被大大地简化了。

此外，对鲁迅的认识和理解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形式，这就是存在于中国各大高校和各研究机构里的鲁迅研究。鲁迅研究的工作也因为历史的原因曾一度被“意识形态化”，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明显变化，出现了很多优秀的鲁迅研究者。我对他们的工作很尊重，因为，他们把主要力量和智慧放在了“还原历史中的鲁迅”这样一个工作上。“还原历史中的鲁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20世纪的相当一段时间里，鲁迅被严重地“革命化”和“意识形态化”了，以至于完全掩盖了历史中真实的鲁迅形象，当然也就取消了鲁迅作为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巨大的思想存在和文化价值。然而，这种还原的工作，由于研究者个人的立场差异存在理解与认识上的歧见，因而，也就会存在思想上不同见解间的论争。也就是说，学术界对鲁迅的认识是不完全统一的，还处在一个不断还原，以趋于接近那个历史中真实的鲁迅的过程之中。

因此，我的不安显得尤为迫切。根据我的不完全调查，现在青年的一代已经开始淡忘鲁迅了，如果你去问他们“鲁迅是谁？”他们就会说“横眉冷对千夫指”呀，“俯首甘为孺子牛”呀；这都是一个已经“阶级斗争化”了的鲁迅，一个除了用“战士”这个名词来说明以外就找不到词汇来说明的鲁迅。鲁迅在20世纪所作的工作及其对推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意义，他们几乎没有什么了解。所有这些都令我十分不安和迷惑，因此，如何让鲁迅活在21世纪青年人的心中，这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共同来关注的大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恐怕首先在于回答“鲁迅是谁”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鲁迅究竟是谁呢？

三、还原鲁迅的真精神

如果说，“还原历史中的鲁迅”是在追求对鲁迅的认识价值，那么，我所说的要对鲁迅的人格和精神做出概括，则是在追求鲁迅的文化价值和精神意义。

寻求对鲁迅的理解，找寻“鲁迅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关键在于对鲁迅的人格和精神做出概括。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谈谈我个人对父亲的认识。

首先是立人为本的思想。

“立人为本”是鲁迅精神的灵魂。实际上，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就自觉地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推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工作上去了。国族遭受凌辱的历史困境曾使鲁迅十分痛心，这激发了他对人的精神麻木，尤其是中国人的精神麻木的自觉而深入的关注。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无意间看到影像中麻木的中国人，这件事对鲁迅刺痛最深，他在《呐喊自序》里写到：“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只有当具有个体尊严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被确立起来，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崛起和强大才是可能的。”鲁迅在这里讲到的个体尊严和个体意识的觉醒，就是他“立人为本”思想的精髓。

鲁迅讲的个体尊严，代表着现代人的价值理念，这种观念表明每个个体都有充分发展自我、享受幸福的权力，同时，他也完全拥有个人独立思考的权力，这是每个人的天赋人权。人不应该为自己的独立思考遭受损害，这是一种普世价值理念。而个体意识的觉醒则意味着个体对自我的生存价值的关注与自觉。拥有这种个体意识的人会自觉地要求自己活出一个样子出来，他会活得很有尊严，也很有魅力，所以，一个人有了这样的意识，他就具有了真正的勇气，他就可以“横眉冷对千夫指”了。他也就可以拥有“一个人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这样一种坦荡的胸怀了。所以，个体意识着重于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追求，以及人的精神气度的养成。

拥有了个体尊严和个体生命的自觉意识，也就拥有了鲁迅所说的“自信力”。而这些拥有自信力的人，才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就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所以，鲁迅接着指出：“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觉醒人的个体尊严，激活人的个体生命意识，这是鲁迅人格与精神的首要之点，具有个体尊严和清醒的个体意识是他特别看重的精神品质。

第二是独立思考。

如果说立人为本是鲁迅思想与精神的灵魂的话，那么，独立思考则是他的骨髓，它使“立人为本”这个灵魂获得了支撑。仔细思考鲁迅的独立思考的内容，大概可以包括三个方面：

(一)独立思考体现为一个人如何把“立人为本”的理念真正落实在自己的身上。这种独立思考要求一个个体自觉的人对自己的生命负有完整的责任。在五四新文化时代，像鲁迅这样的早期思想启蒙者特别看重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负责态度。我要过怎样的生活不应该让父母来包办，也不应该由某个外在的绝对权威来支配，我有我自己的选择，这其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重要的东西。它真正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我这样一个人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才是有意义的，对这样的问题，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是有着明确坚定的立场的。

(二)真正的独立思考意味着能够把批判精神体现出来。鲁迅在《野草》中描写了一个举起投枪的战士，这个战士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就是他的自我形象。这就是说，鲁迅是自觉地把批判的重担放在了自己身上的。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斗士。这里，批判的意思是一个人有勇气面对真实的世界，并且不依赖任何外在的权威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鲁迅就是一个具有这种批判精神的斗士。值得特别强调的是，鲁迅的这种批判目的不是破坏、拆毁和颠覆，而是在于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他的建设性的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应该说，鲁迅对孙中山推翻千年帝制、亲手创建的新制是有感情的，是希望它成长壮大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希望和期待，他才对那些丑恶的、腐败的、麻木的、落后的现象怀抱如此深刻的愤怒。但在这愤怒后面难道不是跳动着一颗希望的心吗？所以，我们说鲁迅是一个为新文化理念去战斗的人。当他看到一切阻碍着新文化传播的力量的时候，他是以合法的、和平的方式来捍卫新文化的，虽然有时候他使用讽刺与挖苦的笔调，但这仅仅是他的一种个人风格，是无可厚非的。

(三)独立思考也意味着文化与观念的创新精神。在拥有深厚封建文化传统的国度努力传播新文化的理念，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创新，是需要用勇气来实践的一项人类壮举。鲁迅首先是思想家。这是我们一开始就特别强调的。鲁迅强调在思想与文化观念上的创新，是在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基础上的更高程度的创新。同时，也要看到，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也必须依赖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思想和文化创新的意识。所以，文化和观念的创新既是基础性的创新，同时也是主导性的创新。

第三是拿来主义。

鲁迅是一个在文化上积极主张拿来的思想家。拿来主义就好像是鲁迅精神与人格的眼睛，体现的是他的气度、视野和眼光。他在《拿来主义》一文中这样写到：“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这“送来”的历史就是被迫、屈辱的历史。何以打破这被迫和屈辱呢？那么，就首先需要去拿来。所以他说：“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拿来主义体现的是文化的气度、视野与眼光。他是一种主动积极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的拿来主义，他的立场是完全中国的。他是脚踩在中国的大地而放眼世界的，一切拿来的东西都是为了我们自身的自强和壮大。所以，他与崇洋媚外是势不两立的，也不赞同无选择的乱拿。

第四是韧性的坚守。

韧性的坚守是鲁迅精神的手和足，它是对上述三个方面的积极而坚持不懈的践履，是观念落实在行为上的具体过程，是一步步走、一点点做的持续不断地努力和进取。所以，鲁迅的韧性，体现的是一种坚守的精神。它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长度，二是强度。所谓长度，就是指每天的工作从不懈怠，所谓强度，就是指每日工作的辛劳与效能。鲁迅在他的《野草》中有这样的句子：“是的，我只得走了。况且还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可恨的是我的脚早经走破了，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那“前面的声音”其实也就是他自己内心的声音，这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生活的真实写照，持之以恒，进之以猛，把坚守贯穿于生命的整个历程，一个人能够拥有这样的人生，就足以令自己欣慰的了。所以，我们理解的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在他弥留之际，是没有什么悲哀痛苦的，因为在他的一生中他尽可能做自己想要做的事，而且做得那么好，鲁迅在自我完成方面是足够欣慰的。一个人能够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历程中把自己做成，这是多么精彩，他怎么会感到悲哀呢？所以，筹拍40集鲁迅电视剧，我就对编剧们说，不要把鲁迅的弥留之际描写得很悲哀，他应该是豪情满怀的。

从鲁迅身上我们可以看出，要做到韧性的坚守，就要面对三个东西：暴力、权力和软暴力，应该说，鲁迅对来自这三个方面的压力是做好了足够的精神准备的，所以，他从来没有被暴力和权力屈服过，更没有被软暴力所腐化和动摇。尤其是软暴力，更有当今的现实意义。要知道，鲁迅当年的生活是很精致的，他当年的生活大概仍然是今天很多人追求的梦想，但是鲁迅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拥有这样的生活就遗忘了自己对社会的使命，他对自己的使命和自我完成是充分自觉的。现在社会上流行的拜金主义思想很严重，对青年一代影响很坏，一个孩子在家里总是养尊处优，害怕困难，遇到一点点挫折就受不了，这很成问题。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软暴力处处显示威力的时代，如何在这样一个时代中使每个生命个体发育成型，拥有健全的个体生命自觉，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以上我谈了我的不安和迷惑，谈了鲁迅的精神和人格，这是在沉思良久后，我作为鲁迅的后代鼓起勇气，在鲁迅走后70年来第一次说出我的想法，发出我的声音。第一次表达我作为鲁迅的儿子对父亲的理解和认识。我希望能够促进社会各界传播和弘扬鲁迅精神，并且让这样一种鲁迅精神真正地活进21世纪，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社会工作。但我决不是把鲁迅作为我个人的事情来做的，而是把他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事业来追求，中国的未来需要鲁迅，需要这样的文化精神。因为他已经是一种经过一个世纪大浪淘沙所产生的中华民族现代的文化精神和脊梁的象征。我希望这样一个社会性的工作能够有更多的人来参与。我在2006年策划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以纪念鲁迅逝世70年。对这样一个社会性的事业而言，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我提议将2006年作为“普及鲁迅元年”，希望以此作为新的起点，把这一工作持续、有效、深入地开展下去。

我作为鲁迅的后代鼓起勇气，在鲁迅走后70年来第一次说出我的想法，发出我的声音。第一次表达我作为鲁迅的儿子对父亲的理解和认识。我希望能够促进社会各界传播和弘扬鲁迅精神，并且让这样一种鲁迅精神真正地活进21世纪，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社会工作。但我决不是把鲁迅作为我个人的事情来做的，而是把他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事业来追求，中国的未来需要鲁迅，需要这样的文化精神。因为他已经是一种经过一个世纪大浪淘沙所产生的中华民族现代的文化精神和脊梁的象征。我希望这样一个社会性的工作能够有更多的人来参与。

(本文为作者在2006“上海书展”《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发布会上的讲演)

周海婴

讲演者小传

1929年9月生于上海，1952至1960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60年起在国家广电总局工作。现任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另任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理事长，绍兴鲁迅纪念馆、厦门鲁迅纪念馆名誉馆长，北京鲁迅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顾问，北京鲁迅中学、绍兴鲁迅中学名誉校长，中国鲁迅研究室、中国无线电运动协会(CRSA)顾问等。曾任全国人大第四、五、六、七届代表，全国政协第八、九届委员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