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城市Non-City(精彩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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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城市
Non-City

我们是谁？
这是一个尴尬的问题。我们会说出一个你闻所未闻的地名，因此我们耻于启齿；你给了我们一张地图，但我们也只是指向了某个没有名字的空白地带，在一堆属于他们的地名之间。
在集体主义时代，共同理想使我们相信：我们将和他们一起奔向一个平均的乌托邦，一个只有城市的城市；而今天，当他们已经成为城市时，我们依旧停留在起跑线上，望尘莫及。
我们是被城市遗漏的地点，被时间遗忘的名字。
我们是非城市。

当我们被命名为非城市时，我们已经与城市建立了相悖的关系。
“非城市”既意味着我们不是城市，但又意味着我们是一个叫做“非”的城市；非城市是我们的统称：我们既具有城市的性质，同时又否定了这种性质，只留下空想的痕迹。
城市曾经如此接近我们。70年前，我们曾经是包围城市的革命据点(井冈山)，50年前，是大型国有工业深藏不露的基地(西昌)，30年前，我们是数千万城市知青的第二家园(马桥)；在大半个世纪里，政治、经济和人力资源都相继选中了我们，使我们至少从体验上具备了成为城市的条件。
直到20年前，我们依然相信：改革开放将使城市遍地开花，因此也包括我们自己。
我们错了，一个方位上的错误。这场革命与从前革命有所不同的是：从前是政治革命，现在是经济革命；政治革命由内而外，经济革命则由外而内；革命性质本身已经决定了基地选址在方位上的优劣，而革命策略更将特权赋予给最靠外的位置：沿海——因为这先验的地理条件，他们曾经是被发配和放逐的边疆，如今则已成为现代化的接口和城市的温床。
而我们是与世隔绝的内地，是风华已逝的老区；我们是时代的宠儿和失宠儿。
我们几乎就要成为城市了：我们通常有着数个以厂矿为中心的集镇、围绕着这个中心的是(子弟)学校、(供销)商店、(厂办)医院、(职工)食堂、(工人)俱乐部和(职工家属)居民区——一个无懈可击的袖珍城市，令人信以为真的机械桃花源。
遗憾的是，我们破坏了自然，却没有相应地得到城市：我们的厂矿停产了，我们的工人下岗了；我们不再被计划供给，而资源也即将耗尽。随着火山的死去，周围的一切也随之冷却和凝固。你所看到的我们，几乎仍是20年前的我们——那是我们过于熟悉的景观，多年尘封不变的化石。但很快，你发现你所看到的并不是你所得到的。由于我们必须继续在死火山的周围活动，我们不得不依赖它的余热来取暖：我们的俱乐部变成了录相厅，录相厅变成了服装商场，服装商场变成了舞厅，舞厅变成了溜冰场…… 我们几乎不再建造，有的只是局部的修补和改装；我们相继消费着同一个不断破败的旧有资产，在没有可能之中寻找可能。
我们能做的仅仅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反刍，反刍，再反刍。
大半个世纪为我们写下了“城市”二字；而最后十几年则为我们写下了“非”字。我们诞生了。
我们是始乱终弃的遗物。

字面上，城市和非城市有着如同物质和反物质一般的对称性；而事实上，我们也经历着和他们截然相反的城市化进程；对于他们，是海外超级城市包围着城市；对于我们，则是农村包围城市——准确地说，农村包围着非城市。
因为我们是城市，我们成为了村乡镇县等更小单元的中心；因为我们是非城市，我们无力像城市那样控制着城村界限。我们甚至需要反过来依赖农村的原始活力来维系自己。
对于我们，不是我们侵蚀着农村，而是农村侵蚀着我们；通过包围和侵蚀，农村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
我们是杂交的乡-城和县-城，我们是似是而非的城乡结合部。
如果按照传统生产方式，将工厂和农田划分为城市和农村的话，我们就变得更加模棱两可：一个不再生产的工厂何以成为工厂？一个无田可种的农村又何以成为农村？结果很有可能是：农民企业家收购工厂成为工厂主；少数下岗工人和小农要么成为其雇工，要么转行经商；而对于大量剩余劳动力，如果不能通过寄生的方式继续闲置在这里，他们只有一个选择——出走。
对于我们不能承载的负荷，我们至少还能将之向城市转移。我们是另一个世界的窗口，我们是城乡过渡的中转站。

我们集体出走。
因为钱很少，所以行李很多；因为太贫乏，所以路很远。
历史有时会为我们遗留一个火车站，但有时连这唯一的车站也被荒废了。我们通常只有一条擦肩而过的线路，你可以在疾驰于城市之间的列车或高速公路上，透过车窗瞥见我们。因为我们是非城市，我们既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
我们从无数无有之地出走，沿着干涸的溪流聚微成巨，最终我们变成了季节性的洪流。你可以在节日的车站、火车站和码头看到我们；你甚至可以在长途汽车顶上、列车车厢的硬座下、或客轮五等舱外的过道里看到我们，那些我们被批量打包的地方。
我们是被吞吐的背井离乡者。城市是我们自谋生计的天堂，但不属于我们；我们只是暂住在此，被暂时地拼贴在它的繁华景观下，暂住证是我们进入城市的签证。
我们是被排挤的千万人口。尽管我们的人口比城市多出数倍，但由于我们来自非城市：人口＝牲口，人流＝盲流。我们，作为牲口和盲流，被冲洗到城市中各个不为人知的角落。
我们是最廉价的劳动力。我们曾经是固守岗位的农民或工人，如今我们是游击四方的民工；我们曾经在“外地”为他们生产粮食，提供资源，如今我们在“本地”为他们建造房子、装修门面、制造日用品；我们甚至就在你的眼皮底下，为他们做菜、洗碗、看门、送货…… 但由于我们太渺小，太卑微，太抬不起头，你不会注意到我们。
我们是看不见的底层。但我们看得见你：在工地围墙的背后，在烂尾楼的屋顶，在高架桥下的隧道，甚至就在路边，我们成群结队地仰视着你。但你一定不记得了，你忽视或歧视了我们的目光。“非”是我们天赋的前缀。它就写在我们的脸上，却没有人愿意去看；它就在我们的嘴边，却没有人会听。
我们是城市的外地人，城市的喧哗也是我们的沉默。
我们终会被遣返，或许我们根本就不曾离开。

我们独自出走。
因为钱太少，所以全部投资给下一代；因为太贫乏，所以寄予太多希望。
我们只希望能够洗去我们脸上的“非”字，让我们拥有自己的名字。但我们是捆绑在非城市中的人口，户籍将我们锚固在原处。只有科考和学位可以改变身份，将我们的户口升级。从非城市到城市，这是我们唯一的出口。
我们不仅需要“农转非”，还需要“非转城”。
这也是我们真正的瓶颈，一个比城市科考窄上数倍的瓶颈。由于我们有着最好的高中和最糟糕的大学，我们得到的是最高的考分和最低的录取率。我们是被扼杀的理想和被抑制的欲望。
但你别无他法。这是我们的必经之路；我们的投资同时也是赌注：过了瓶颈，前面就是阳光大道。
你带着自己的理想和父母的愿望，沿着由内而外的不归路，向城市私奔。
你志在四方，只因你志不在此。你成功地出走时，你的家长投资人像古老的农民一样告诉你：不要再回来，直到你衣锦还乡——直到你被城市同化。
你从那边打来电话，在此之前你从未打过长途。
你的口音有些错乱，就像加了调料的家乡菜，被普通话普通化的乡音；而在那边，你说着的是被乡音乡土化的普通话。
你描述着你的新生活，略带兴奋，略带紧张，但我们只懂你的兴奋，不懂你的紧张；明天，你的近况就会在我们这边传开，变成一个现实的典范，一个实时的传奇；你是我们和城市的唯一联系，你的每一个进步在我们这边都是值得庆祝的胜利：非城市在城市的胜利。
你询问着我们的近况。这是你第一次站在对岸，用城市的标准看着这边：略带同情、略带鄙夷，但不再设身处地。
你从那边寄来了照片：你是初到贵地的观光客，贴在明信片般的城市景观前。我们把它当作梦寐以求的纪念品，挂在客厅里。
你从那边打来电话，在此之前已经很久没有打来电话。
你的口音已经完全错乱，你几乎失去了你母语的本能。
你平淡地描述着你已经习惯的生活，和我们逐渐疏远的你。
你询问着我们的近况，言不由衷。你了解我们，一切照旧，没有变化，没有惊喜。你曾是我们唯一的惊喜，如今连我们也习惯了没有你的日子。
你不再寄来照片，因为你已不再是爱好留念的观光客；城市已经成为你的家，非城市才是你的旅游。
你是我们无法逾越的代沟。

在无尽的等待中，我们被闲置了，靠着微薄的国家救济和辛酸的自谋生计，带着体内过剩的精力和退休的热情。
我们被闲置在家中，闲置在乏味的饭桌边，闲置在琐屑的电视、麻将和烟灰缸前，闲置在慵懒的床上。
我们也关注新闻，但新闻不关注我们；尽管它将整个城市世界缩微在我们眼前，但却永远不会和我们生活的这个方寸世界有关；甚至连天气预报都与我们毫无瓜葛。如果说它们是真实的，我们似乎不属于真实。
有时这个世界也会在我们这里激起一阵小波澜：一个遥远的民族事件，一个昙花一现的政策，或者一首流行歌，一部连续剧，一本畅销书，没有区别：今天我们谈论着它，明天就忘了。石沉大海，什么都不会发生。
我们是一个与己无关的世界的旁观者。
我们被闲置在街上，闲置在我们方圆数里的真实中。那里有和我们一样灰头土面的人们，裹在廉价的西服和旅游鞋中，七零八落地晃悠在地摊、发廊、台球桌、录相厅，以及几张褪色了的明星海报和一堆热烈庆祝计划生育严厉打击的字里行间，凋零得就像路边无精打采的叶子。几朵鲜艳的塑料花或彩灯是其中偶尔的点缀，但即使那样也引不起我们的兴趣。
世界真小，小到每个人都是熟人；我们走不出去熟悉别人，所以只有熟悉彼此。打个招呼，聊聊天，但有时连这点气力都没有，我们无话可聊。于是我们打着哈欠，敷衍着彼此空洞无神的目光。因为太贫乏，我们只谈钱；因为这个缺场的一般等价物，我们暗示着、调侃着、试探着、幻想着、嫉妒着、算计着、讨还着、争吵着、唾骂着、怨恨着。我们无所事事地忙碌着。
我们是玩世不恭的恶少，因为我们不受控制；我们是愤世嫉俗的犬儒，因为我们失去了控制。
我们机械而本能地爱着和恨着。我们是生了锈的生活。

我们走在街上，没有摩天楼，却像患了恐高症。
视野依然像几十年前那般开阔，几只烟囱在模糊的地平线上指向天空，那里曾是我们的坐标，如今只是徒劳地喘息着。
我们失重地走在街上，不知该去往何方。
视野开阔却看不远，空中没有鸟的痕迹，只有卡拉OK的歌声，五音不全地歌唱着被抛弃的诗意，回荡在含混的烟尘、废气和噪音中。天空像未来一样迷茫。

我们是谁？
这是一个尴尬的问题。我们会说出一个你闻所未闻的地名，因此我们耻于启齿；你给了我们一张地图，但我们也只是指向了某个没有名字的空白地带，在一堆属于他们的地名之间。
在集体主义时代，共同理想使我们相信：我们将和他们一起奔向一个平均的乌托邦，一个只有城市的城市；而今天，当他们已经成为城市时，我们依旧停留在起跑线上，望尘莫及。
我们是被城市遗漏的地点，被时间遗忘的名字。
我们是非城市。

当我们被命名为非城市时，我们已经与城市建立了相悖的关系。
“非城市”既意味着我们不是城市，但又意味着我们是一个叫做“非”的城市；非城市是我们的统称：我们既具有城市的性质，同时又否定了这种性质，只留下空想的痕迹。
城市曾经如此接近我们。70年前，我们曾经是包围城市的革命据点(井冈山)，50年前，是大型国有工业深藏不露的基地(西昌)，30年前，我们是数千万城市知青的第二家园(马桥)；在大半个世纪里，政治、经济和人力资源都相继选中了我们，使我们至少从体验上具备了成为城市的条件。
直到20年前，我们依然相信：改革开放将使城市遍地开花，因此也包括我们自己。
我们错了，一个方位上的错误。这场革命与从前革命有所不同的是：从前是政治革命，现在是经济革命；政治革命由内而外，经济革命则由外而内；革命性质本身已经决定了基地选址在方位上的优劣，而革命策略更将特权赋予给最靠外的位置：沿海——因为这先验的地理条件，他们曾经是被发配和放逐的边疆，如今则已成为现代化的接口和城市的温床。
而我们是与世隔绝的内地，是风华已逝的老区；我们是时代的宠儿和失宠儿。
我们几乎就要成为城市了：我们通常有着数个以厂矿为中心的集镇、围绕着这个中心的是(子弟)学校、(供销)商店、(厂办)医院、(职工)食堂、(工人)俱乐部和(职工家属)居民区——一个无懈可击的袖珍城市，令人信以为真的机械桃花源。
遗憾的是，我们破坏了自然，却没有相应地得到城市：我们的厂矿停产了，我们的工人下岗了；我们不再被计划供给，而资源也即将耗尽。随着火山的死去，周围的一切也随之冷却和凝固。你所看到的我们，几乎仍是20年前的我们——那是我们过于熟悉的景观，多年尘封不变的化石。但很快，你发现你所看到的并不是你所得到的。由于我们必须继续在死火山的周围活动，我们不得不依赖它的余热来取暖：我们的俱乐部变成了录相厅，录相厅变成了服装商场，服装商场变成了舞厅，舞厅变成了溜冰场…… 我们几乎不再建造，有的只是局部的修补和改装；我们相继消费着同一个不断破败的旧有资产，在没有可能之中寻找可能。
我们能做的仅仅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反刍，反刍，再反刍。
大半个世纪为我们写下了“城市”二字；而最后十几年则为我们写下了“非”字。我们诞生了。
我们是始乱终弃的遗物。

字面上，城市和非城市有着如同物质和反物质一般的对称性；而事实上，我们也经历着和他们截然相反的城市化进程；对于他们，是海外超级城市包围着城市；对于我们，则是农村包围城市——准确地说，农村包围着非城市。
因为我们是城市，我们成为了村乡镇县等更小单元的中心；因为我们是非城市，我们无力像城市那样控制着城村界限。我们甚至需要反过来依赖农村的原始活力来维系自己。
对于我们，不是我们侵蚀着农村，而是农村侵蚀着我们；通过包围和侵蚀，农村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
我们是杂交的乡-城和县-城，我们是似是而非的城乡结合部。
如果按照传统生产方式，将工厂和农田划分为城市和农村的话，我们就变得更加模棱两可：一个不再生产的工厂何以成为工厂？一个无田可种的农村又何以成为农村？结果很有可能是：农民企业家收购工厂成为工厂主；少数下岗工人和小农要么成为其雇工，要么转行经商；而对于大量剩余劳动力，如果不能通过寄生的方式继续闲置在这里，他们只有一个选择——出走。
对于我们不能承载的负荷，我们至少还能将之向城市转移。我们是另一个世界的窗口，我们是城乡过渡的中转站。

我们集体出走。
因为钱很少，所以行李很多；因为太贫乏，所以路很远。
历史有时会为我们遗留一个火车站，但有时连这唯一的车站也被荒废了。我们通常只有一条擦肩而过的线路，你可以在疾驰于城市之间的列车或高速公路上，透过车窗瞥见我们。因为我们是非城市，我们既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
我们从无数无有之地出走，沿着干涸的溪流聚微成巨，最终我们变成了季节性的洪流。你可以在节日的车站、火车站和码头看到我们；你甚至可以在长途汽车顶上、列车车厢的硬座下、或客轮五等舱外的过道里看到我们，那些我们被批量打包的地方。
我们是被吞吐的背井离乡者。城市是我们自谋生计的天堂，但不属于我们；我们只是暂住在此，被暂时地拼贴在它的繁华景观下，暂住证是我们进入城市的签证。
我们是被排挤的千万人口。尽管我们的人口比城市多出数倍，但由于我们来自非城市：人口＝牲口，人流＝盲流。我们，作为牲口和盲流，被冲洗到城市中各个不为人知的角落。
我们是最廉价的劳动力。我们曾经是固守岗位的农民或工人，如今我们是游击四方的民工；我们曾经在“外地”为他们生产粮食，提供资源，如今我们在“本地”为他们建造房子、装修门面、制造日用品；我们甚至就在你的眼皮底下，为他们做菜、洗碗、看门、送货…… 但由于我们太渺小，太卑微，太抬不起头，你不会注意到我们。
我们是看不见的底层。但我们看得见你：在工地围墙的背后，在烂尾楼的屋顶，在高架桥下的隧道，甚至就在路边，我们成群结队地仰视着你。但你一定不记得了，你忽视或歧视了我们的目光。“非”是我们天赋的前缀。它就写在我们的脸上，却没有人愿意去看；它就在我们的嘴边，却没有人会听。
我们是城市的外地人，城市的喧哗也是我们的沉默。
我们终会被遣返，或许我们根本就不曾离开。

我们独自出走。
因为钱太少，所以全部投资给下一代；因为太贫乏，所以寄予太多希望。
我们只希望能够洗去我们脸上的“非”字，让我们拥有自己的名字。但我们是捆绑在非城市中的人口，户籍将我们锚固在原处。只有科考和学位可以改变身份，将我们的户口升级。从非城市到城市，这是我们唯一的出口。
我们不仅需要“农转非”，还需要“非转城”。
这也是我们真正的瓶颈，一个比城市科考窄上数倍的瓶颈。由于我们有着最好的高中和最糟糕的大学，我们得到的是最高的考分和最低的录取率。我们是被扼杀的理想和被抑制的欲望。
但你别无他法。这是我们的必经之路；我们的投资同时也是赌注：过了瓶颈，前面就是阳光大道。
你带着自己的理想和父母的愿望，沿着由内而外的不归路，向城市私奔。
你志在四方，只因你志不在此。你成功地出走时，你的家长投资人像古老的农民一样告诉你：不要再回来，直到你衣锦还乡——直到你被城市同化。
你从那边打来电话，在此之前你从未打过长途。
你的口音有些错乱，就像加了调料的家乡菜，被普通话普通化的乡音；而在那边，你说着的是被乡音乡土化的普通话。
你描述着你的新生活，略带兴奋，略带紧张，但我们只懂你的兴奋，不懂你的紧张；明天，你的近况就会在我们这边传开，变成一个现实的典范，一个实时的传奇；你是我们和城市的唯一联系，你的每一个进步在我们这边都是值得庆祝的胜利：非城市在城市的胜利。
你询问着我们的近况。这是你第一次站在对岸，用城市的标准看着这边：略带同情、略带鄙夷，但不再设身处地。
你从那边寄来了照片：你是初到贵地的观光客，贴在明信片般的城市景观前。我们把它当作梦寐以求的纪念品，挂在客厅里。
你从那边打来电话，在此之前已经很久没有打来电话。
你的口音已经完全错乱，你几乎失去了你母语的本能。
你平淡地描述着你已经习惯的生活，和我们逐渐疏远的你。
你询问着我们的近况，言不由衷。你了解我们，一切照旧，没有变化，没有惊喜。你曾是我们唯一的惊喜，如今连我们也习惯了没有你的日子。
你不再寄来照片，因为你已不再是爱好留念的观光客；城市已经成为你的家，非城市才是你的旅游。
你是我们无法逾越的代沟。

在无尽的等待中，我们被闲置了，靠着微薄的国家救济和辛酸的自谋生计，带着体内过剩的精力和退休的热情。
我们被闲置在家中，闲置在乏味的饭桌边，闲置在琐屑的电视、麻将和烟灰缸前，闲置在慵懒的床上。
我们也关注新闻，但新闻不关注我们；尽管它将整个城市世界缩微在我们眼前，但却永远不会和我们生活的这个方寸世界有关；甚至连天气预报都与我们毫无瓜葛。如果说它们是真实的，我们似乎不属于真实。
有时这个世界也会在我们这里激起一阵小波澜：一个遥远的民族事件，一个昙花一现的政策，或者一首流行歌，一部连续剧，一本畅销书，没有区别：今天我们谈论着它，明天就忘了。石沉大海，什么都不会发生。
我们是一个与己无关的世界的旁观者。
我们被闲置在街上，闲置在我们方圆数里的真实中。那里有和我们一样灰头土面的人们，裹在廉价的西服和旅游鞋中，七零八落地晃悠在地摊、发廊、台球桌、录相厅，以及几张褪色了的明星海报和一堆热烈庆祝计划生育严厉打击的字里行间，凋零得就像路边无精打采的叶子。几朵鲜艳的塑料花或彩灯是其中偶尔的点缀，但即使那样也引不起我们的兴趣。
世界真小，小到每个人都是熟人；我们走不出去熟悉别人，所以只有熟悉彼此。打个招呼，聊聊天，但有时连这点气力都没有，我们无话可聊。于是我们打着哈欠，敷衍着彼此空洞无神的目光。因为太贫乏，我们只谈钱；因为这个缺场的一般等价物，我们暗示着、调侃着、试探着、幻想着、嫉妒着、算计着、讨还着、争吵着、唾骂着、怨恨着。我们无所事事地忙碌着。
我们是玩世不恭的恶少，因为我们不受控制；我们是愤世嫉俗的犬儒，因为我们失去了控制。
我们机械而本能地爱着和恨着。我们是生了锈的生活。

我们走在街上，没有摩天楼，却像患了恐高症。
视野依然像几十年前那般开阔，几只烟囱在模糊的地平线上指向天空，那里曾是我们的坐标，如今只是徒劳地喘息着。
我们失重地走在街上，不知该去往何方。
视野开阔却看不远，空中没有鸟的痕迹，只有卡拉OK的歌声，五音不全地歌唱着被抛弃的诗意，回荡在含混的烟尘、废气和噪音中。天空像未来一样迷茫。

二楞子

这是经济结构调整造成的区域性失业。这种经济衰退是巨痛苦的。因为这里所有的厂房设备人力资源都是给旧经济服务的。现在变得一无是处了。
由计划到市场、国家政策的变化、科技的变化、市场的变化。。。是造就这种变动的原因。有句话，冤有头债有主。而这个痛没有头也没有主。就像自然灾害一样，能去怪谁？能怪得起谁？
很欣赏作者站在这个视角上提出问题。（据说作者是25岁的女孩子。钦佩！）
如果能在提出问题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找到问题的答案。这份贡献会更大！

freebell

没有什么答案。

这文章不错。问题很多，少有这样有文采组织起来的。PP喜欢这样的文章，那么以后写的东西会应该有看头，因为这才是关注生活，关注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