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识分子·知识分子·知道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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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充斥着“知道分子”的时代。据说，“知道分子”是王朔嘲讽知识分子之有知无识的，而今一批所谓的知道分子，全然忘了那初衷，欣欣然以此自居，飘飘然以此为荣。“知道分子只说别人要听的话，说别人想要知道的东西”，他们无关独立、绝缘自由。

  从最初的智识分子，到期中的知识分子，到现今的知道分子，历史的跳跃式“步进”，值得我们好好反思。陈寅恪先生早就提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钱钟书先生智识自己是一只下蛋的母鸡，央视也请不来他出镜捧场；顾准早在1957年就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而这个孤独的坚韧的璀璨的思想者，却被“知道分子”发现为“没有什么理论深度”……

  国内一家人物周刊这样概括选出的2004年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他们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他们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在我看来，在2004年这两个人称得上这种称号：一位是独身前往深山僻壤义务教书并献身的年轻诗人马骅，一位是捅破国企改革遮羞纸的经济学家郎咸平。隐逸在书斋里的知识分子，活跃在荧屏上的知道分子，在2004年面对诸如李金华、潘岳这些官员智识者也应该感到羞愧。

  由知道分子，而知识分子，而智识分子，是社会的一种进步。相反则是一种可怕的堕落式逆变，余秋雨先生就是一个例子。从最初《文化苦旅》体现出来的智识到后来的“行动的知识分子”，频频出镜的余先生，行动到电视上去了，终于成功完成了向标准知道分子的过渡。

  华盛顿有一句话是对知识的最高评价：“在每个国家，知识都是公共幸福的最可靠的基础。”为公共幸福而拥有知识和使用知识，这是智识者的必备条件。只有智识者，才是权力的制约者；只有智识者，才是社会的减灾器；只有智识者，才是公共幸福的创造者。缺乏了智识分子的独立与创造，文化社会的危机必然凸现。

  智识分子艰难困厄不好当，生存还是灭亡常是智识者的非逻辑困境。正如朱学勤先生所说“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需要悲剧，知识分子更需要悲剧。

brown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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